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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公开简历，赵琳生于1968年5月，曾有过长期在高校任职的经历。1985年，赵琳进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（现哈尔滨工程大学）学习，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历任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务处处长、自动化学院院长、校党委常委、副校长等职。据介绍，赵琳长期从事惯性导航、卫星导航和组合导航技术的研究工作。曾出版专著《卫星导航系统》、《舰船导航概论》、《船舶导航定位系统》、《卫星导航原理及应用》，在国内外各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。

货币银行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成本一定要覆盖风险。对金融机构来说，风险高的客户有风险高的服务方法，风险低的客户有风险低的服务方法。很多创投基金的投资回报很高，但对它们所面对的客户的风险往往也很高，大部分是初创企业。服务这样的企业，创投基金还能挣钱，甚至挣大钱，一是需要有专业能力的人从事这样的投资，投资经历要从大量的项目中帅选，不仅需要金融知识，也需要了解技术、市场、管理等等。二是成本高但回报也高。创投基金给10个企业投下去，很可能其中3个、5个打水漂了，只要剩下的能够提供很高的回报就行。这其实就是市场化定价。

那么，中国的高杠杆率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？一些官员和学者担心中国会发生明斯基时刻，就是在杠杆率稳定上升一段时间之后，投资者信心忽然丧失、市场崩盘，由此引发金融危机。但其实在中国发生这样的情形的可能性不太大，原因是虽然总的杠杆率上升很快、水平也很高，但是如果分部门看，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并不是那么高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政府的综合杠杆率有一个评估，大概在50%多一点。在国际上一般以60%为门槛。居民的杠杆率最近几年有所上升，但也不是特别高。居民借的钱有很多放在了房地产市场，如果房地产市场发生波动，对金融体系会造成压力。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特殊的因素，就是首付率比较高，买第一个房子的首付要30%到40%，如果是买多套房，首付最高有70%、80%。高首付率的好处在于，万一市场波动，抗压能力比较强。首付少的话，一旦市场波动，容易出现负资产，即欠银行的钱超过手上房子的价值，这时候借款人违约的概率就很高。但中国的首付率比较高，房地产价格适当波动，不太会引起激烈震荡，短期风险比较可控。

影子银行与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，就带出了要回答的第五个问题：为什么这段时间系统性金融风险变成了一个大问题？风险又是怎么积累起来的？2018年政府集中力量打三大攻坚战，一是消灭贫困；二是清理环境污染；三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。上面这个图是测算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，自2008年以来确实在不断上升。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表现在很多方面，最重要的是杠杆率上升。杠杆率大概是近年来国际人士最关注的中国经济的一个风险问题。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前，中国的杠杆率不是特别高，只是比新兴市场国家稍微高一些，但是后来上升幅度非常快。2009年美国的经济学家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写了一本书叫《这一次不一样》，总结了过去800年的金融危机历史，试图找出一个规律性的机制，根据作者的总结，就是钱借多了会出问题，换句话说，杠杆率太高就会有风险。

对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免征建设、管理公租房涉及的印花税。在其他住房项目中配套建设公租房，按公租房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免征建设、管理公租房涉及的印花税。对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购买住房作为公租房，免征契税、印花税；对公租房租赁双方免征签订租赁协议涉及的印花税。

拥有2666平方公里51.2万人的建始，在2018年仅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2.48亿元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.25亿元，城镇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275元、10428元。守着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建始直立人”遗址、北纬30度的各种原生态美景，以及猕猴桃、关口葡萄等各种特产，建始迫切需要和外部联通的道路。